光辉岁月 关于曼德拉 关于黄家驹献给那些执着最求理想的人
黄家驹的名作《光辉岁月》不知道听过了多少遍,可我并不知道这首歌曲为谁而作。我偶然发现这是写给纳尔逊·曼德拉的。确切一点说,是写给被囚禁在罗本岛的曼德拉的。 如果没有世界杯,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。在罗本岛上,曼德拉怎样感动了世界,感动了黄家驹? 可是,在我的记忆中,或者说是印象中,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对曼德拉如此顶礼膜拜。他是一个伟人,一个距离中国人生活极其遥远的伟人。 在南非一个月,我听说了一些这位伟人的故事,可是道听途说的总是没有亲身经历的震撼。没别的,一个人能在4.5平方米的小屋内生活18年,只从这一点就足够让我肃然起敬。 世界杯进入1/4淘汰赛,你可能会很惊讶,为什么参赛球队的队长会讲话,那是国际足联的规定,全世界要向种族主义说不,而昨天加纳队与乌拉圭队赛前特别扯出一个条幅:“SAYNOTOTHERACISM(向种族主义说不)”。这与曼德拉奋斗一生的目标完全一致。国际足联之所以能将世界杯放在南非,肯定是“给了曼德拉面子”。如果没有感动了世界的曼德拉,也许就没有南非世界杯。 开普敦好望角的意义是促进了欧亚大陆的水上商贸交流,罗本岛的教育意义则是让人知道那段历史,永远对种族主义说不。 先了解一下罗本岛。罗本岛是位于西开普省桌湾中的一个13平方公里大小的岛屿,南非早年曾试图在此建居民点,后来改成流放地。1846年到1931年,罗本岛成为麻风病人的收容所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91年,罗本岛成为南非最大的秘密监狱,关押的大部分都是黑人政治犯。 粉刷一新的罗本岛监狱 到罗本岛,心灵会受到洗涤,但首先经受洗涤的将是身体。从开普敦的维多利亚港到罗本岛坐船起码需要40分钟,因为开普敦海域是两大洋交会,风浪巨大,很多人的身体都吃不消,呕吐的、眩晕的大有人在。 登上岛的那一刻,尽管黑人船员的态度温和,满面笑容,可是你仍会感受到一种庄严和约束。罗本岛不接受自由游览,下船之后马上要登上游览大客车,这是一辆超级大客车,载客数量就像一架小型客机,一横排就有五个座位。 黑人女导游只提供英语服务,如果你的英语听力欠佳是不行的。而且导游非常严格,你要是胆敢打电话,她必然会投来刀子一般的目光。 大客车将环岛一周,首先要到一所小监狱,这是种族隔离时代新来的政治犯被关押的地方。随后来到石灰矿,曼德拉曾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。 而来到罗本岛上的一块空地时,导游说:“这里是当时岛上犯人的足球场。”据说,当年囚禁在这里的犯人是通过足球和网球完成信息传递的,因为平时他们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。 导游介绍:“他们故意把网球打到后面的草丛里,然而四处寻找,而网球里面往往有着重要的信息。当时,曼德拉正在撰写回忆录《通向自由的漫漫之路》。为了写作这部书,他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,10点钟起来后一直工作到凌晨。书稿完成后,长达500页的手稿原稿被偷偷埋在监狱的球场里。” 最后,大客车将把你正式“送”进罗本岛监狱。尽管铁丝网能够让你感受到当年的肃杀,可铁丝网上甚至没有一点铁锈,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过去的老建筑。 据他人介绍,罗本岛自接待游客旅游后,大部分地方都在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修葺和整理。从外面看罗本岛监狱的岗楼,高墙是一尘不染的,为了这一次世界杯,据说罗本岛监狱也重新进行过粉刷。 精神教育基地罗本岛 走进监狱牢房,里面别有洞天,我自认为是没有用错词。 虽然进门两侧都是一间接一间的牢房,可是再往里面走就很怪异了。这里不仅只有一层,径直走进去有楼梯,还有四个出口,每个出口都很深,让人不知道向哪里走,就像是迷宫。据说,把监狱设计成迷宫是为了摧毁犯人的意志,当时的种族隔离政府为了囚禁黑人政治犯可谓煞费苦心。 再看墙壁和水泥地,均是刚刚粉刷过,为了美观和防尘土,全部刷上了亮漆。如果每个牢房的铁门和通气窗的栏杆去掉,这里更像是一所学校。 而进入监狱的参观也是从上课开始,每批游客都将被安排在一间可以容纳50名犯人的大牢房内听导游进行讲解,这里已经变为博物馆,当年的床铺只留下两张,上面的毯子和枕头都保持原貌。 东方人对于导游的英语解说感到崩溃,一个英语专业的记者说他完全听不懂。可西方人却听得入神,不时还会发问。当有人的电话铃响起时,其他游客的表情非常愤怒,他们完全将这里当成了精神教育基地。 因为实在听不懂,只能去索取资料,看着文字,我们这些东方人才能更好地了解曼德拉。 曼德拉4.5平方米的牢房 导游最后带我们去曼德拉曾经被囚禁了18年的牢房——在罗本岛监狱的所有牢房中,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牢房锁着门,而且里面有物品,这就是曼德拉的。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终于穿过迷宫般的走廊,来到曾经属于曼德拉的4.5平方米牢房。 牢房的铁门紧闭,外人只能透过铁栏杆看到里面的世界。一条灰色的毯子有些陈旧,是曼德拉当年用过的,上面画着一头狮子和一些看不清的单词。曼德拉盖过的毯子整齐地放在灰色毯子最上面。灰色毯子左边是一个小板凳,同时也是一个小桌子,上面放着饭盆和水杯,挨着水杯的是一个红色垃圾桶。 罗本岛监狱每到清晨都会响起铃声,因此很多政治犯都习惯了早起。被编号为46664号囚徒的曼德拉,每天起床后便到牢房外的庭院里慢跑,然后再做200次仰卧起坐、100次上肢伸展和50次俯卧撑,这一切都是在牢房里完成的。而在这个4.5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,身高1.83米的曼德拉是不能伸直双腿的,在这里18年,也意味着曼德拉蜷缩了18年,就是蜷缩在这个牢房内,曼德拉完成《通向自由的漫漫之路》的写作,完成了一个伟人的塑造。 南非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,而世界杯能够在南非这片土地上进行,和一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,他就是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。对全世界来说,曼德拉的传奇一生和他的丰功伟业早已是家喻户晓,他成了南非的象征,而全世界众多的艺术家则愿意为这位人权斗士歌唱。最近一个月,央视5套经常能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《光辉岁月》,这首歌是BEYOND乐队向曼德拉致敬的歌曲,亦是赞颂人文主义和种族抗争的传世经典。CCTV5在一档专题节目中说:“据说中国使馆的朋友曾拿这首歌给曼德拉听,并把歌词内容翻译给他,老人听完不禁动容。” 整首歌的创作过程并不长,大概就是黄家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曼德拉的故事,当时曼德拉还不是南非的总统,而是仍在狱中的阶下囚,而黄家驹能以此为灵感写出一首歌,并非心血来潮,1990年,Beyond远赴非洲肯尼亚,亲眼目睹了第三世界饱受战争和灾祸摧残的人民,他们的对非洲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非常关注。除了乐队一贯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以外,曼德拉的故事更是引起了黄家驹内心强烈的共鸣。 有人说这首歌的主旨是传递平等博爱的精神,没错,但是从创作人和乐队的角度来说,这首歌的精神内涵更多是关于抗争与希望。而这些背后的故事,又是香港音乐史上一个艰辛的乐团打拼梦。 香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达的商业社会,娱乐工厂,物质和金钱是这里永恒的主题。而香港的流行乐坛也不例外,听众们亦甘愿为包装精致的流行偶像们奉上鲜花和膜拜,而在所有这些物质和享乐主义背后,被真正被忽视的,反而一直是音乐本身。 尽管如此,在所有这些风花雪月,和谐繁荣背后,当时的香港还孕育着另外一种声音,虽然这种声音很少有人注意和欣赏,那就是以反叛精神为特点的批判现实和反映人性的摇滚音乐。虽然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,有大量机会接触西方的摇滚音乐,而70年代末一批英国新浪潮乐团的登陆演出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但是在本地乐坛来说,这种音乐则一直是艰难生存在地下的非主流音乐,不被大众所接受。 黄家驹是70年代末香港音乐青年中的积极分子,16岁开始迷恋西欧的摇滚音乐,英国60,70年代的Pink Floyd,the Beatles,Yes,King crimson, Genesis, David Bowie, Deep Purple等等前卫摇滚团体(Progressive rock)和迷幻(Psychedelic Rock)乐队以及一些吉他大师对黄家驹影响尤深,他于1983年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组建了Beyond乐队,成立之初乐队大部分音乐风格是以前卫摇滚或艺术摇滚(Art Rock)为主,结构上也多是长篇大论的乐句和复杂多变的演奏技巧,作品长度多在8分钟到11分钟,而大部分都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,注重表达音乐本身的艺术性,实验性和一些文学特点。 1983年,乐队凭借一首前卫曲风的《脑部侵蚀》(Brain Attack)获得地下乐队比赛冠军,这首曲的意境是讲一个患有迫害症的妄想狂因罪入狱,多年后刑满释放,却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,出狱后受到人们的歧视,压迫和排挤,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(这首作品收录在“香港摇摆”合集中)。另一首当时的代表作《大厦》(Building)则是讥讽现代城市和商业社会的种种怪现象。虽然初生牛犊,条件有限,音乐录制较为粗糙,音乐编排也不够顺畅,但对于当时的香港地下乐坛,却是可贵的尝试,表达了乐队最初的摇滚理念。在当时原创音乐很少的香港,很多乐队主要以翻弹国外音乐为主,Beyond则以前卫姿态奠定了其在地下乐坛的地位。而后两年,乐队经历了人事变更,贝斯手黄家强和吉他手黄贯中相继加入乐队,他们又尝试了华丽摇滚,新浪潮音乐,重金属/硬摇滚,后朋克,视觉摇滚,弗拉门戈,氛围音乐,融合爵士,新古典主义等多种曲风。 然而Beyond却并不甘心永远停留在地下, 他们一直怀着一个更大的理想,他要将摇滚音乐带上香港的主流乐坛,将摇滚的精神和文化传递给普通大众,“我们想香港听众知道,流行音乐不仅仅是他们听到得那些流行曲。”当时,有人说Beyond会成为香港的披头士,黄家驹回答:“这根本不是什么英国60年代乐队的复兴,这是香港乐坛的革命! ” 但是那个年代的香港,玩乐队是绝对的不务正业,是不被人正眼瞧的行当。不顾家人的反对,黄家驹和三位伙伴辞去了工作,专心致志做他们的音乐,女友也因此与他分手。“他们觉得搞这些是没有前途的,不如找一份踏实的工作,父母问我想成为谁,我答不出,但是我不能没有音乐,总之没有音乐我会死。” 从此,Beyond四子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路。起初几年的生活很清贫,四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出租房内,每天就是做音乐,练习乐器。经常没有钱吃饭,只能吃面包,有时甚至连吉他琴弦断了也只能凑合继续弹。生活虽然艰苦,但是他们却从朝夕相处的音乐世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。 1985年,通过一场地下音乐会,终于有唱片公司发现了他们,但是却不愿给他们投资出唱片,于是四人用打工攒的钱和借款,自资制作和出版了“我们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摇滚专辑”——《再见理想》,这张专辑在香港乐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亦是Beyond开始走上地面的标志。弥漫着死亡实验气息的《Dead Romance》,编制者艺术摇滚结构的《谁是勇敢》,《The other door》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音乐尝试。但是,这张专辑销量惨淡,他们的音乐风格与主流流行之间距离太远,而黄家驹也意识到想要让摇滚音乐在香港流行起来,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来吸纳和培养乐迷。同时,唱片公司亦积极要求他们改变形象,摆脱过去地下乐队给人的观感,以适应主流乐坛的口味,“就是说我们要把长头发剪短,不要在镜头前吸烟,牛仔裤也换成西服,最好也没有纹身等等。可能是香港的妈妈们会看到担心孩子学坏,因为根本上他们就是认为玩乐队的就是不务正业的阿飞。”